本报特约记者　张学法　通讯员　王珊

射阳县“为烈士寻亲寻迹工作专班”与戴龙烈士亲属共同分析整理烈士事迹

　　2014年戴龙烈士儿子戴筱萍和儿媳妇徐和生在射阳县举行的“红色特工戴龙烈士魂归故里追悼仪式”上

　　台湾“国防部”判决书封面（台湾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决书）

导读：此去有死无生，但为了国家，值得！从淞沪战场到台北刑场，从江阴要塞策反七千守军到五封密电撬动台海，这位余则成式的英雄、《保密局的枪声》中“老三”的核心原型，用生命诠释了何为铁骨铮铮。一段被保密制度尘封七十余载的英雄史诗，正在揭幕。

11月1日，江阴市党史办向射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焦康寿回忆史料，补齐戴龙烈士在江阴潜伏的关键史实：戴龙打入江阴要塞司令部，受于济民领导，1949年1月至4月中旬持续送出作战命令，由查小龙经双山沙芦苇滩转送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情报传递从未中断。

此前10月18日，射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海河镇组建寻访组，赴沪、浙、苏多地寻访考证，慰问烈士家属，走访龙华烈士陵园、东海舰队军史馆、江阴要塞旧址，还原这位“余则成式”隐蔽战线英雄的事迹。戴龙是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中“老三”常亮的核心原型，也是《沉默的荣耀》中与东海小组并行的华东海军联络处负责人。

1951年1月18日清晨，台北马场町刑场，晨雾未散。一辆卡车碾过刑场的泥泞土路，车上捆着一个被绳索吊在车栏上的汉子——他的四肢早已在酷刑中被生生打断，站不住，却仍倔强地把头高高昂起，目光如炬，扫过灰暗的天空，仿佛隔着海峡，在寻找对岸那闪亮的灯火。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他42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片异乡的刑场上。此人，便是江苏射阳海河镇跃华村人戴龙——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名红色特工，是经典电影《保密局的枪声》里那位潜伏在敌人心脏的“老三”常亮的核心原型。七十多年里，他的名字被层层保密制度尘封，他的故事被时光掩埋，直到一代又一代家乡人执着奔走，才终于把他从尘封的历史档案里解密出来，让他一生传奇事迹展现世人面前。

警校青春，一次叩问改变一生

1908年12月7日，戴龙出生在盐阜平原阜宁县（现射阳县）海河镇戴家圩一个相对富裕、颇有家族势力的进步家庭。与那个年代许多农家子弟不同，他自幼读书明理，师从著名诗人、书法家、爱国民主人士，受其进步思想影响，胸中早早埋下了家国天下的种子。他考入江苏警官学校，在课堂上学习治安与法理，在校园里开始观察这个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世道。

1930年，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夜晚。入党介绍人李璞——在警校昏暗的宿舍里，把一本被翻得卷了边的进步书刊塞进他手里，压低声音问了一句：“这世道，你想不想让它变一变？”就是这一问，让这个青年在革命的门口迈出了决定一生的一步。1930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刻起，那个在课堂上记笔记的警校生，从此有了另一重鲜为人知的身份——一名潜伏在敌人营垒里的共产党员。没有人知道，这位看似前程似锦的年轻警察，已经在心底把身家性命，押给了一个他素未谋面的新中国。

烽火转战，从淞沪战场到浙闽大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戴龙随国民党警察系统奔赴抗日前线。淞沪会战的炮火连天，南京保卫战的满城硝烟，他都亲身经历、死里逃生。战火没能吓退他，反而烧得他胸口那团火更旺。抗战后期，他辗转浙东、闽北一带，参与浙东游击队、闽北抗日的武装斗争，在崇山峻岭里与日军周旋，风餐露宿，九死一生。

这些战场上的血与火，没有磨掉他的信仰，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警系统中的身份长期潜伏。抗战胜利后他先后任上海市警察局科长、靖江县县长、丹阳警察局局长、华东警校校务处长、江阴无锡常州三县联防主任……一个又一个头衔，是他一层又一层真实身份的外衣。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颗钉进敌营的钉子，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暗中保护我党地下工作者，一步步摸清敌人的脉络。那些年，他表面风光、出入官场，内心却始终记得入党那一夜，李璞那压低声音的一问——他没有忘，一刻也不敢忘。

渡江前夜，策反七千守军

1947年1月，经华中军区敌工科长于济民接上线，戴龙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联系。那一年他已经39岁，潜伏多年，身份几经更迭，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1948年6月，一个关键的机会出现了：经上级安排，他巧妙地与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攀上了“本家”，以同族之亲，顺利进入要塞司令部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让他摸清了要塞的一草一木。

渡江战役前夜，戴龙与要塞上校参谋处长唐秉琳等人密谋，悄悄把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安插到炮台的关键岗位上，牢牢钳制住要塞要害；战前，他们又设法控制住要塞司令部的要员。1949年4月，随着百万雄师准备横渡长江，江阴要塞7000余名守军在他们策动下毅然起义、调转炮口，为渡江战役扫清了最大的障碍。一时间，炮口指向长江，人民解放军踏着晨光渡过天堑——这背后，有戴龙在敌营深处十年如一日的伏笔。

起义胜利后，戴龙的身份没有暴露。他非但没有迎来安逸的胜利生活，反而接到了一项更凶险、更隐秘的新任务。

诀别赴台，一句“值得”永别家国

1949年4月，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戴龙被编入华东军区海军部工作 ，成为第一代人民海军的营级干部。李璞也在海军司令部机关组建初期，负责秘书科工作，协助处理机关的文书、秘书及日常协调事务。

江阴要塞起义后不久，李璞在华东海军司令部惊喜地遇见了原江阴要塞起义人员、海军营级干部戴龙，李璞曾是戴龙1930年入党时的介绍人，两人重逢，恍如隔世。当时，华东海军情报处副处长陈啸奋正物色派往台湾的情报人员，李璞了解戴龙在台湾有亲友（戴培之是台湾省立师范附中教员。戴元志时任测量学校政治部主任，测量学校隶属台湾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所以，都没有征求戴龙意见，就将他介绍给了陈啸奋。经陈啸奋考察后，戴龙被指派为“高级情报员”，赴台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为解放台湾搜集军事情报。

赴台之前，戴龙与家人诀别。那一夜，他望着妻儿，久久没有说话，最后只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此去有死无生，但为了国家，值得！”寥寥数语，字字千钧，道尽一名共产党人以身许国的决绝。1949年10月，他从上海启程，经广州转赴香港。在广州，他与对台联络负责人吕铮——就是后来创作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的那位——接洽，接受短暂的培训并明确了任务细节；在香港，他又在联络站主任张君然协助下办妥入台手续，由兄长戴元志代办入台证，身份登记为“测量学校教官”。张君然是原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海事处上尉参谋，曾三下南海、四进西沙，为收复南海诸岛立下汗马功劳，又于1949年脱离国民党海军、投身人民军队。

1950年3月5日，戴龙抵达台北，寄居叔父戴培之家中，以化名“王恭陶”领取了身份证，随即与先期抵台的中共三野情报处派遣同志王瀛成接头，组建起情报小组，分工负责不同军种的情报收集。

虎穴惊涛，五封密电撬动台海

潜伏在台北街头的戴龙，像一个沉默的影子，白天与旧友叙旧谈笑，夜里却把一个个数字、一幅幅布防图装进心里。他依托早年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的经历，以“访旧”为名，联络起一批旧部，系统性获取军事情报。

海军情报，来自高雄港务警察所的旧友钱梦明——一纸高雄海军基地的部署情况，外加陆军五十二军撤出舟山后的布防图；空军情报，来自空军高炮司令部的军官黄磊——他掌握了军车与官兵臂章上“昆仑山”符号的代字；陆军情报，来自台南警察局长朱亚擎——九十二师、五十三军等驻训情况，乃至80余名美军顾问的名单，一应俱全。而最致命的一条线索，来自基隆市警察局的一位苏北老乡王蔚龙：他摸清了基隆军港舰船停泊的规律，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基隆要塞每门炮的配弹基数仅7发。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数字，后来成为金门炮战的重要参考。

由于无法携带电台，戴龙设计了一套双重密码系统，暗号用电报挂号“1472”。当年7月间，情报小组先后5次将涵盖台湾陆海空军部署、美军顾问动向及军事设施细节的关键情报传递回大陆，为解放军研判台海局势、制定军事部署提供了关键支撑。就在戴龙以为一切顺利时，魔爪已经悄悄向他伸来。

一张“家书”，落入魔爪

台湾军情部门察觉到了戴龙的活动，也盯上了他。他们派出了一个戴龙无法设防的人——戴龙在警校时的旧友焦静秋。焦静秋假意愁眉苦脸地找到老友，说自己“需赴上海接家属”，请戴龙帮忙；骗取信任后，他又以“带密信给生意伙伴”为由，向戴龙索要情报。戴龙将一封用化学药水书写、浸满军事情报的“家书”交给了他，收件地址写着“上海齐齐哈尔路浦江中学姜明远”。焦静秋拿到密信，转身就把它交给了特务机关。

1950年7月，戴龙不幸被捕。此后的4个月，他经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鞭打、灌水、电击，特务甚至残忍地打断了他的四肢。可无论怎么拷打，戴龙始终守口如瓶，没有泄露组织的半点秘密。就在同一时期，中共台湾省工委最高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迅速叛变，供出了地下党的全部网络——一千八百多人被捕，一千一百多名同志壮烈牺牲，包括已经完成任务、准备返回大陆的朱枫，也在途中被捕，吞金自杀未遂。同样的牢狱，贪生怕死、生活奢靡的蔡孝乾没有受什么刑罚，后来成了台湾军情局的高级特务；而铁骨铮铮的戴龙，受尽非人折磨，始终咬紧牙关。

1950年12月13日，台湾伪“国防部”军法处以“匪华东军区海军部潜台匪谍叛乱案”为由，认定戴龙等人“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7月，先后5次向大陆密报台湾陆海空军情报”，判处戴龙、王瀛成、刘鸣锺等人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铁骨就义，马场町的悲歌

1951年1月18日清晨，台北马场町刑场。戴龙的四肢已在酷刑中完全断裂，无法站立。行刑的匪徒用绳子把他吊在卡车上，游街示众，想用这副惨状震慑人心。可是他们错了——遍体鳞伤、被吊在车上的戴龙，依旧高高昂着头，目光如炬，神色从容，仿佛赴的是一场早就定下的约。直到枪声响起，他42岁的生命，在这一刻定格。

牺牲后，他的忠骨被草草埋在台北六张犁墓区（2021号）。台湾当局把这场“大获全胜”写进功勋簿：侦破戴龙案件的焦静秋等共有23人获得各种勋章、记大功等荣誉。越是这样浓墨重彩的“封赏”，越反衬出这个被处死的“匪谍”，骨头有多硬。

六十年沉默，家人与烈属的等待

因为隐蔽战线“单线联系、身份终身保密”的严酷纪律，戴龙牺牲后，他的功绩在漫长岁月里归于沉寂。1962年，经东海舰队政治部调查核实，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追认戴龙为革命烈士，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沪烈字第004151号），明确牺牲原因为“1951年在台湾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可出于保密要求，没有讲述他惊心动魄的潜伏故事。组织告诉他妻子王家轩：涉及机密，不能说。

在这漫长的沉默里，戴龙的家人被定为“失踪军人家属”，不知亲人下落，承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的儿子戴筱萍，为了寻找父亲的一捧骨灰，整整奔波了62年。直到2011年，才通过《宁波帮》杂志的寻亲告示，确认了父亲墓地的位置；2014年5月27日，在台湾政治迫害人子女互助会的协助下，烈士的骨灰终于跨越海峡，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土，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两岸血脉，英雄归乡——那一刻，许多人为之落泪。

白发寻踪，几代人接力追光

英雄不怕牺牲，就怕牺牲之后被遗忘。在射阳，有一位老人始终惦记着这位表哥——他就是戴龙的表弟、乡镇老教师李泉。李泉1941年出生，幼年流亡上海，曾与戴龙见过一面，那一眼，他记了一辈子。年迈的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跑遍海河全乡每一个村落，跑遍射阳每一个红色文献资料室，收集零碎史料，一笔一笔写下两万多字手稿，想要为表哥著书立传。他常对人说：“英雄不怕死，就怕英雄死了没人知道。”无情的病痛接连袭来——一个冬天，他不慎摔倒，大腿骨折；康复后再次摔倒，就再也没能站起来；近两年又脑梗缠身，彻底无法继续寻访。但这份追寻英雄的火种，没有熄灭。

2025年，在射阳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射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沈健、侍昌平等同志重启了寻访之路。寻访专班辗转北京、南京、上海、宁波等地。在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广场，他们偶遇了隐蔽战线历史研究专家、朱枫烈士外孙女婿、国家税务总局李扬司长，得到关键线索；又通过他的指引，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台湾国防部关于戴龙的全套审查判决——近500页卷宗。他们还奔赴上海，从上海市党史办得知2024年徐春平在《世纪》杂志发表了关于戴龙的文章，随即一头扎进上海旧书市场，当天下午就在大木桥路云洲古玩城的旧书店里找到了那本期刊——整整5页，详实记载了张君然、吕铮与戴龙的历史交集。

寻访专班还系统地查阅了江阴市的相关革命史料丛书，尤其是在《江阴人民革命史资料1—回忆录选辑》中找到重要证据线索，据时任江阴县委书记焦康寿在《“清乡”后澄东地区的党组织活动》文中回忆说：当时有一个“打入要塞司令部的地下党同志”，受“一地委城工科（或敌工部）”领导（于济民），每天把要塞司令部当天的作战命令送出来，亲自送到双山沙，再由查小龙负责的一条交通船，到双山沙北滩约定的芦苇秆上（那年因敌人封锁长江，那里芦苇没有人去割）去取，取来送到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这个情报，从1949年1月至4月中旬，每天都有，从未间断过。

多方资料汇集，他们随即赶回射阳，找到县华中工委暨新四军研究会李洁会长，以及副会长姜建国、倪广清及核心研究员分析研判，绘制出详细的网络关系图。今年10月14日，他们又多方组队，四天三座城市，奔赴上海、宁波、江阴，在东海舰队军史馆、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求证比对掌握的史料……

至此，从出生到入学，从1930年入党到1949年派遣，从淞沪会战到浙东游击队，从江阴要塞到台北街头，戴龙烈士完整的人生轨迹，终于被一块块史料拼接完整。他隐秘而伟大的一生，也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对台情报斗争，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沉默，却锋利如刀。

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墙上，镌刻着上千名隐蔽战线烈士的名字，可戴龙的名字还没有被刻上去。寻访团队此行结束后，又将赶赴北京，对接建设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和管理单位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申报把英雄的名字镌刻上去而奔走。七十余载风雨，两岸辗转，几代人接力寻访，终于让戴龙的故事重见天日。那句“此去有死无生，但为了国家，值得”，穿越七十多年的时光，至今振聋发聩。无数像戴龙一样的无名特工，以忠诚为铠甲，以信仰为火炬，于无声处赴生死。他们的名字也许没有刻上石墙，但他们用生命写就的故事，就是一座永不倒下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