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辰阳

一九七九年，李本云去世。入殓时，人们在他身上数出十三处伤疤。四十七年了，这个数字一直嵌在我心里，像一枚锈死的钉子，拔不出来。

那些伤疤是怎么来的，他又是怎么熬过来的——当年在台下听报告时，我没来得及问；等我想问，已经没有机会了。直到今年秋天，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我终于动念，要把这堂课补上。

知情人说《新华日报》曾登过他的文章。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去他生活过的地方，去县档案馆、县图书馆，一页一页翻那些半个多世纪前的老报纸。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曾在千人大会堂听他讲长征。那天下着细雨，会堂里挤满了人。台上是一位高个子老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胸口的党员徽章磨得发亮。他就是李本云，苏北射阳人人都知道的老红军。他不用讲稿，也不坐椅子，往台前一站，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他讲长征路上啃树皮、吃草根；讲有位战士冻成了冰雕，临咽气前手里还攥着一枚银圆——那是他交的最后一次党费。会堂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我坐在台下，后背发凉，胸口却烫得像有一团火。

那时我二十出头，只当听了一段传奇，只知道他是走完长征的人。至于他是怎样走完的，走完以后又怎样过完这一生的，我一无所知。

县档案馆没有找到当年的报纸。我又到县图书馆，工作人员说：“这么老的报纸，没有电子目录，得靠手工一本一本翻找——五十多年就是六百多本。”我坐下来，从清早翻到午后。阳光从窗格移进来，又从窗格移出去，一页一页翻过我的指尖。翻到其中一本合订本时，我停住了——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二版，通栏标题：《永远跟随毛主席长征》。署名：李本云。

我盯着“李本云”三个字，手有些发颤。那篇稿子，比他当年在千人大会堂讲的一些内容还全面，约四千字。隔着五十一年，我一字一句读下去，才终于把这个人认全了。

他一九一五年生在四川阆中，十二岁就给地主做长工。一九三三年八月参加红军，那年十八岁。读到长征那一节，我的目光停住了。过草地时，他的好战友、侦察员董盘志累得走不动了。同志们要抬他，他无论如何不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决不能躺着等到革命成功。我要用自己的双脚，踩出通向胜利的道路！”坚持了两天。第三天早上，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还是对李本云说：“排长，我要起来，我还要和同志们一道走过草地……”话音未落，他就牺牲了。

李本云和战友们把他埋在了草地上，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李本云还有个弟弟，一同参加红军，后来也牺牲了。读到这里，我把报纸放下来，看了好一会儿窗外，才又接着读下去。

此前，嘉陵江边，他带侦察班化装成商人摸敌情，抓回敌人的事务长。渡江的木筏被江浪打散，部分同志牺牲了，他又寻来一只柳条编的小皮船，带八个战士从下游十五里处再渡，干掉哨兵，逼降敌班长，为大军渡江蹚出一条路。一九三七年良马场，他用裹腿带勒死日军哨兵，带一个连摸进敌营，用大刀砍杀熟睡的敌人。

一九四七年盐城保卫战，他身负重伤。肺里的一颗子弹头取不出来，腿上有碗口大的伤口，左手残废。组织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到射阳县合兴公社的一个村子里休养。那一年，他三十二岁。他要把这后半生，也过成一场长征。

初到村里，部队发给他粮食，还派了两个通讯员照料他。他很快把两个通讯员打发回部队——三大战役正缺人。那批粮食到手时，正是青黄不接，他把粮食全借给了村里人。麦收后，乡亲们要多还一些，他摆手：“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哪能多要你们一粒粮食？”

后来组织让他搬到县城住，方便治病。他不去：“长征时条件那么差，能跟随毛主席干到底，今天农村的条件比那时不知道好多少倍，更不应该想这想那了。”

身残干不了重活，他就坐着小板凳，在水利工地上锤碎砖头；秋收时到晒场，从早扫到晚。队里要给他记工分，他说：“我的工资国家已经给我了，是你们的多少倍哩！”有人干活叫苦，他就讲长征，末了总是一句：“欲问劳动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也有人劝他：“你是长征干部，有功之臣，就是睡下来吃也行呀，还劳动干什么？”他笑笑说：“说资格，摆功劳，吃老本，那是享乐主义，红军战士可不兴这一套。革命没有尽头，长征没有终点，就是到共产主义，也不能睡下来。”

他有两个儿子。兄弟俩刚到入伍年龄，他就把他们送进部队。大儿子先提了干。小儿子打井时身负重伤，立了二等功，部队想提拔他。李本云坚决不同意：“战争年代负伤立功甚至牺牲都是常事，哪能兄弟两个都提拔？”小儿子当了七年兵，直到退伍也没提干。

兄弟俩早已先后离世，只剩二儿媳叶忠玲还守着那间老屋，像守着一盏不肯熄的灯。叶忠玲今年七十四岁，入党五十多年。她指着墙上公爹的旧照片说：“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这一辈子，心里只有党，没有自己。”

那天黄昏，我跟叶忠玲告辞，她站在门口，身后是那两间草房的阴影，忽然又补了一句：“他临走前，一直念叨——革命没有尽头，长征没有终点。”

他住的，一直是两间草房。20世纪60年代当选县领导，也没搬走。射阳人叫他“苏北甘祖昌”，上级把他的事迹印成连环画。他十六年军旅生涯，从战士到营长，先后负伤十三次，其中一等功两次，参加大型战斗二十四次——他把这些数字，都藏进了那十三处伤疤里。

我把那页报纸拍了照片，然后合上。天已擦黑，窗外田里的稻子快熟了，一片沉甸甸的，垂着头。

五十一年前，我坐在台下，听一个老人讲长征；今天，我坐在图书馆里，读他五十一年前写的字。第一次，我只知道他走完了长征；第二次，我才知道，他不是讲完长征就完了，他是把长征，过成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