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东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上初级小学。因为家里穷，我直到八岁才上一年级。当时村里的初小叫“新生初级小学”，坐落在我家西北方向约四五里处，紧挨着一条小河，西岸有一幢三间土墙草顶房，那便是我们的学校。教室门朝南，开有两扇门，两扇门中间是两扇窗户。教室前竖着一根旗杆，每天由值日生负责升旗。

所谓初小，就是一至四年级的复式班，大概三四十个学生，年龄悬殊，三、四年级的同学在我们眼里就像大人一样。

新生初小只有一个老师，名叫徐国亮，约莫四十岁，听说是外地来的。学校没有食堂，徐老师便在学生家“轮饭”——也就是由学生家长轮流接老师回去吃饭。徐老师到哪家，那家便会添几个菜，通常是豆腐、百叶，也有韭菜炒鸡蛋，家境稍宽裕的还会备上鱼或咸肉。那时，我特别希望老师能轮到我家，这样我们也能跟着吃顿好的。可不知为何，从一年级读到四年级，徐老师竟一次也没到我家吃过饭。是不是我家太穷了？我始终没弄明白。因为老师的轮饭是村里统一安排的，不该由我家说了算。

印象中，徐国亮老师的身体不太好，脸色总是黄黄的。当时只听大人说他得的是“黄疸”。黄疸究竟是什么病？没人说得清楚。现在想来，或许是营养不良吧。那个年代，少吃少穿是常态，营养不良也不足为奇。

徐国亮老师上课极为认真，声音洪亮，一至四年级的语文（原来是“国语”和“国文”两本书）、算术由他一人讲授。他先讲一年级的课，布置好作业，再依次讲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课，每天循环往复。也有活动课，同学们全都涌到教室门口的场地上。活动内容有扔皮球，也有同学带来线绕的球，大家相互争抢。砸钱堆的玩具是铜钱、铜板，先在地上划个圈，参与玩的同学每人放一块铜板或铜钱在圈子中央，堆叠起来，各人轮流用手中铜钱或铜板去砸，谁能把圈中的铜板砸出去，那铜板就归谁。我从没玩过这个游戏，因为我没有铜钱、铜板。

我记得徐国亮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极认真，一笔一画，边写边念，当然用的都是方言。语文第一课是“开学了”，这三个字好像讲了好几天，我们也抄写了好几天。接下来是“上大人，化三千，孔乙己”，又是几课，从会读到会默写，又学了好些天。到了三、四年级，记得读过课文《小铁锤》，讲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还有一篇课文，题目记不得了，内容却印象深刻：一个大雪天，一个富人穿着一身皮衣坐在马车上回家，结果没到家就冻死了；而一个穷人穿得单薄，一直在山上砍柴，挥汗如雨，反倒活着。那时，课文对我们成长很有教育意义。

徐国亮老师严肃认真，体罚学生是常事，学生都怕他。他打学生不用戒尺，而是用杨槐树条——笔直的，有指头那么粗，既是教鞭，也当戒尺，打在身上很疼。冬天衣服厚，还好受些；夏天穿得少，一抽下去就是一道红印子。教鞭没几天就打断了，徐老师便派杨金礼同学去采，因为杨金礼上学路过一片小树林，那里有这样的洋槐树条。那时，老师打学生，没有家长会去找老师讲理，当然学生也不敢把被打的事告诉父母。

在新生初小时，我印象中没被徐国亮老师打过，但被罚站旗杆一回。那是一个冬天，天很冷，我早上起来迟了，没来得及吃早饭就往学校跑。快到学校时，钟声响了。那口钟是铁铸的，中间吊着铁铃铛，铃铛下扣着一根绳，钟挂在教室旁的一棵树上。要上课了，老师便拉着铃铛下的绳子，“当当当”几下。上课钟声一响，我不敢进教室了，便轻手轻脚绕到教室后面，躬着身子从后窗走过，想溜到后门进教室。可还是被坐在窗边的王正明同学发现了，他立马报告了老师。徐老师跑到我跟前，拧着我耳朵，让我站在旗杆边，面朝旗杆。在寒风中，我整整站了一堂课。从此，我再也不敢迟到了。

初小毕业，我去集镇上的李灶小学读五六年级，之后一直没再见过徐国亮老师。后来经过多次打听，听说他回老家特庸了，再后来便没了他的消息。

徐国亮，我的启蒙老师，我一直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