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锋

我也曾做过老师，而且不止一次，尽管时间不长。

第一次做老师，那是1971年3月，刚高中毕业不久，公社文教干事沈怀祥老先生一纸介绍信，便让我到苇荡小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性质是公办代课。在那里不到三个月，代课倒是什么课都代，从一年级到初中语文（小学戴帽子的初中），由语文算术到体育音乐，月工资26元，整天干得乐呵呵的。可后来公社人武部门需要一名搞新闻报道的工作人员，由于我在写作上有点名气，便奉命到公社打起了文字的工。因为没有正式编制，过了几年，领导为了对我负责，让我参加民办教师考试。我一考便中，被录取后，在家乡的圩西小学又做了2个多月的老师，还是什么课都教。但还是因为公社缺少文字写作人才的原因，我又被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借调到公社，仍然从事新闻报道写作和领导们的应用公文写作。

第三次做老师，原因亦简单，民办教师转不了正，似乎成不了“正果”，拿的薪酬只是工分加补贴，不仅是我的后顾之忧，而且也成了领导的心病。于是，乡党委研究决定让我三下学校，任奤套小学副校长，便于及早转正。就是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仍然不到100天，连个任命文件都来不及下发，又被乡党委以工作需要的名义调回公社。这次认了真，让我身兼三种身份：副校长、公社团委副书记、党委秘书干事。其目的不言而喻，确保我能转正，让我安心工作。每忆至此，我总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和豪情，因为别说那时候不兴办事求人送礼，就是让我送我也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去作为礼品，唯一能做的就是认认真真写作、兢兢业业干事而已。

话说回来，在我第三次做老师的过程中，有件事倒是值得回忆的，那就是奤套小学是“文革”后全国最早一批恢复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学校。我在黄士富校长的支持下，在短短时间内筹办了恢复少先队组织的活动，那个庄严的仪式、庄重的程序足以让全校的孩子们热泪盈眶。这在后来几乎是不值一提的事，可在当时，得要点气魄和胆量的，任何一级领导都没有敢派人去祝贺我们，我们硬是把少先队活动在全国第一家恢复并正常开展起来，其对儿童们的教育作用只看一点可见一斑，就是如果儿童们互相发生纠纷打架，都得先把红领巾取下来，否则系上它都不敢吵闹。这也是我一生三次从教中值得怀念的一件事。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终于转正了。先后从事过县委机关秘书和领导秘书的工作，担任过乡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务，但就职业来说，我永远忘不了三次从教的经历。因为那是与孩子们打交道，实际上就是与未来打交道；你给孩子们什么，孩子们长大了便给社会什么。